要鉴赏辨别一件青铜器，仅仅了解青铜器的历史，它的形态、纹饰、铭文、组合关系与铸造工艺等等还不够。或者说具备上述知识和技术，还只能就事论事，只是一名鉴别青铜器的匠人。要想成为青铜器鉴赏与辨伪的行家里手，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至少应该有历史学、语言文字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诸多方面的知识。
(1)历史学与青铜器鉴定
如前所言，中国古代青铜器流行时间很长，从二里头文化期即夏代开始，在商末、西周时达到鼎盛阶段，至战国末年衰退，而两汉仍有它的踪迹出现，算起来跨越夏、商、周、秦、汉五大历史朝代，绵延达两千年。历史的风风雨雨在青铜器上留下了它的痕迹。而青铜器作为文物的一类，它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实用器物，同时又是人们思想观念、礼仪制度的“物化”，那么它与历史关系之密切自不待言。
作为一名青铜器鉴定者，如果不知道历史年代、各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详细情况，要作好本职工作是很难的。
前边我们曾谈到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一件《利簋》。如果有鉴别方面的基本知识，将它断代并不难。因为铭文开头曰：“斌征商，唯甲子朝。”说明它是武王时器。再加上形制与纹饰的考察，时代可以断得很正确。但是还不够。它的更深远的意义还没有发掘出来。有些古书记载周武王在甲子日灭商，但由于日期十分具体，而这些古书中有的书被认为是伪书或成书很晚，因此引起学者的怀疑。而武王伐商灭纣又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可不予以辩论。于是干百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遂成一段“疑案”。《利簋》的出土，终于了结了这段案子，而且有力地证明了记载它的那些古书的可靠性。这一下子大大提高了《利簋》的价值。而没有相当的历史知识就解不开其中的奥秘。
西周青铜鼎、簋等的出土，往往有一定的规律，一次出土三个或五个从大到小依次排列的鼎，或成偶数的簋。尤其是列鼎形式，就要借助文献解谜。据礼书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表示他们的地位身份。那么这三鼎和五鼎的主人就是士、卿大夫，由此也可判断墓葬的规格，对于了解青铜器本身具有重要意义。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古书没有记载的方国询例如1974年至1975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发现西周驰国的青铜器。如果缺乏相应的历史知识，就很可能只是对青铜器本身的形制等方面作点鉴别，指出它属于什么时代，而意识不到这是一个史书上失载的西周诸侯国。在某种程度上，明确后一点价值更大。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研究这个失载的方国与周王室以及周边方国究竟有什么关系，文化状态如何。
有些诸侯国史书虽有，但语焉不详。如河北、山西交界一带的中山国，在战国中期曾一度强盛，可是它的王系不明确。而1974年河北平山县发现的中山王国青铜器，正可以补充。当然这必须对有关中山国的历史文献有充分的了解。
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拥有历代相传，从无间隔的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尽管先秦文献不多，但基本线条(如帝王世系、重大事件与主要历史人物)是比较清楚的。所以现今发现的古代青铜器，都可以找到它所属的框架，占有一定的位置。这样一来，缺乏历史知识就不清楚这一件或一批青铜器所处的历史位置，也就无法憎确地估量它的价值与作用。这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青铜器的差异之一。
(2)语言文字学与青铜器鉴定
中国青铜器的显著特点如前所说是有铭文。这是与外国青铜器的又一差别。文字不但多，而且很难懂。一是它的形体与人们通常比较熟悉的小篆不同，比较难于辨识。有些字尚可找到后世与之对应的字，有不少字找不到对应关系。特别是其中的族徽文字独立于通篇铭文之外，，形状奇特古老。自宋代以来文人们绞尽脑汁，终不得其解。第二是语句简洁，这种简约加上语法的特殊性，使通读铭文更为艰难。在古文字学界有这样的现象：有的学者因辨识出几个字而享有盛誉。·为什么?就是因为难度太大。因为几个关键字的认出往往对于青铜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我们不认识字，或者对它不大了解，那么在鉴别青铜器时，我们势必失去优势。铭文是青铜器三要素(形制、纹饰、铭文)之一，是无论如何不能等闲视之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形制与纹饰的学习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初学者可以在一两年的时间内掌握形制与纹饰方面的鉴赏技巧，但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掌握释读铭文的本领。而不掌握这一点，又如何去认识“利簋”、“何尊”、驰国铜器、中山王器等有铭青铜器的价值呢?况且这些有铭青铜器对于整个青铜器断代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是不能不予以重视的。一个古董商尚且要对铭文有所认识，何况现代的青铜器鉴识者呢?
学习一点古文字知识，可以从李学勤先生的《古文字学初阶》读起，继而阅读高明先生的《古文字学通论》。同时读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一边熟悉小篆、古文、籀文，一边了解字义。这对认识金文大有好处。学习金文必须循序渐进，不要一开始就阅读艰深的著作。很有些初学者由于不熟悉门径，一头扎进繁难的考释中去，结果不但没有什么收获，反而产生厌烦心理，“知难而退”了。
(3)文学艺术与青铜器鉴定
郭沫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青铜器研究专家。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殷商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等书虽写于三十年代，但至今仍是青铜器研究中的巨著，尤其是《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被青铜器研究者奉为圭皋。众所周知，郭沫若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无法直接从事革命工作的情况下研究青铜器的，在此之前他并不从事这方面的研讨，而且他是无师自通，在短时间内超越了他同时代的很多青铜器研究专家，而达到了当时这方面研究的最高峰。他何能如此迅速不借助拐杖而达到辉煌的科学顶点?道理复杂也很简单，那就是他有雄厚的文学艺术的底子。
因为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化在物质方面的表露，尤其是上乘的青铜器，总是体现了某一时期文学艺术的最高水平。一件好的青铜器，就外观而言，它的形状与纹饰、或者还有铭文，构成了一幅立体的图画。要真正了解它，必须有绘画艺术、造型艺术的眼光；要鉴别铭文书体，又必须具备起码的书法鉴赏的能力。它犹如一首可以反复吟咏的诗歌，一段令人陶醉的曲子。它不仅仅是一件铜做成的物品，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产物，一件有生命的器物。而其中的风采、神韵，岂是无文学艺术修养者可以领略!·而郭沫若正是以真诗人的灵感、艺术家的慧识，洞察了青铜器的真谛，谱写出了空前绝后的篇章。
一件真正的铜器，它的本质总会通过其外表神韵而透露出来。尽管有些真器制作并不好，相反有些仿造，伪造品制作很精细，但是仿造伪造者的刻意求真，往往作得过分，就像演戏，演得过分就失去了真实，而这种矫揉做作与原本的天真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为什么有些高明的鉴别者根本不用细察青铜器的每一局部，而只要站在稍远处望一眼，便知真假，其原因就在这里。当然这种功夫是长期实践的结果，通过表象抓住本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作为一个青铜器鉴定者来说，如果连诗的好坏、电影电视的优劣一窍不通，就很难在学业上有大长进。在观察铜器的同时，不妨去读读唐诗宋词，练练书法，欣赏一下世界名画。这样天长日久必有所得。就像一个跳高运动员，他除了跳高，还睾跑步、游泳，如果整天只是跳高，最后恐怕是越跳越低。
(4)自然科学与青铜器鉴定
青铜器是以某种物质形态出现的。它是一个一个有形的物体，因此对它的研究不同于其他文科学科的研究，不但要有社会科学的知识，还应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比如青铜器的化学组成与结构，青铜器的腐蚀现象及其机理，就是属于物理学化学的知识。如没有一定的了解，就无法对青铜器的颜色及其铜锈作出判断，而这显然与鉴定有关。当拿到一件铜器时，如果肉眼尚不能作出结论，不妨将它作物理或化学的分析，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它的金相结构，或作光谱分析。尽管这些物理或化学的分析工作并非要精通，要由鉴定者亲自操作，但有了上述知识，就懂得如何借助科技手段来解决问题。
周口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