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进东亚地区古代青铜冶铸业的研究，交流古代青铜冶铸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进展，考察青铜冶铸技术的内涵及交流传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亚洲铸造技术史学会和安阳师范学院共同举办“东亚古代青铜冶铸业国际论坛”于8月31日至9月2日在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多家著名科研机构和高校的1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副司长罗静、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马萧林、亚洲铸造技术史学会前会长（现任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所长）菅谷文则等在开幕式上致辞。
青铜时代是继石器时代之后人类文明飞速发展时期。自公元前2000年前后甚至更早，青铜铸造技术开始孕育、产生、发展，直至商王朝时期，迎来了中国青铜文明的第一次高峰，并强烈辐射至周边地区。与其他地区青铜文明显著不同的是，中国青铜器在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逐步成为统治阶级身份、地位的象征。青铜铸造技术也是日趋完善，并达到了可谓登峰造极的地步。“块范法”铸造技术是最为显著特征。
经历了两周时期青铜文明第二次高峰之后，由于铁器的产生与大量使用，青铜器耀眼的光环极速减弱，但却实现一个华丽的转型。始见于青铜时代早中期的铜镜，自战国之后，历经两汉、魏晋、唐宋，直到明清时期，经久不衰。其传播的区域更广，东到日韩，西至中亚，南及东南亚。
近些年来，大量与青铜冶铸有关的古代遗址被发掘，为深入研究青铜冶铸技术提供了契机。为殷墟为例， 2000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西部原孝民屯村及其东南区域发现的大型青铜器铸造作坊，出土大量与青铜冶铸相关的遗迹、遗物，特别是数十万块铸造青铜器后废弃的陶范，对于复原当时的生产工艺流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已发现的青铜鼎鼎足模型以及青铜器浇铸后残存的范芯座可以判断，当时曾铸造了比现存于世、世界最大青铜器—司（后）母戊鼎更大的青铜器。
除殷墟之外，在陕西省的周原及周公庙、山西省的侯马、河南新郑的郑韩故城等也都相继有青铜冶铸作坊被发现、发掘或再次揭露，这些有助于深入研究两周时期青铜器冶铸技术。
立足于考古发掘新材料，62位专家、学者围绕东亚古代的青铜冶铸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青铜冶铸技术、冶铸技术的交流与传播、青铜器的生产与应用等多个议题展开了深入地交流与研讨，足见近年东亚古代青铜冶铸业研究的长足进展。
众多学者关注青铜铸造技术，从铜料来源、青铜成分、陶范制作、花纹施法，甚至是青铜熔解所用的鼓风设备都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谭德睿、梅建军分别就陶范技术的科技内涵及块范铸造技术在中国起源的深层次原因谈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广川守、丹羽崇史、台湾中央研究院李永迪等专注于铸造技术细节的研究，力图揭示青铜器繁縟花纹的制作技术及古代青铜熔解过程中的鼓风问题。
冶铸技术逐步形成、传播与传承也是此次国际论坛的亮点。王昌燧谈到中国早期黄铜的冶炼工艺、刘煜等就夏代都城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冶铸技术进行研究、更有学者如高江涛就相当于尧舜时代的山西陶寺遗址出土青铜器进行比较分析。自商王朝开始，青铜铸造技术基本定型，并同时向周边地区扩展。以四川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西南地区古蜀国青铜冶铸技术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可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新型失蜡法铸造技术也是学者们聚焦的重心，而从青铜到生铁铸造技术的转变更是影响深远。
青铜时代的辉煌，是背后巨大的需求所推动的。而处于上层建筑顶端的统治阶级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中国青铜文明有别于其他地区青铜文明最为显著的地方。白云翔专门谈到了东亚古代青铜冶铸业研究中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许宏讨论了青铜的政治性消费与中原王朝的初兴，唐际根从殷墟手工业生产与布局角度，微观地分析了商王朝对于青铜铸造的组织与管理。
此次国际论坛另一个亮点是有关铜镜铸造技术的研究，这也是近年来青铜冶铸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以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荆志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针对山东临淄齐国故城新发现的镜范，通过利用包括偏光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定量X射线衍射在内容的实验室技术分析指出，镜范主体成分是从水稻稻壳中提取的非晶质蛋白石。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应该是“植硅体”范，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陶范或石范。这一发现，对于深入了解汉代铜镜制造技术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许多韩国学者十分关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地区铸剑技术的交流与相互影响。（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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