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阳平粮台遗址与豫东文明的形成

龙山时代中晚期，以平粮台遗址为中心，大抵已经具备了城市、金属器和文字三要素，并且出现城乡对立，社会分化加剧，战争冲突不断，原始古国产生，豫东地区已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
    平粮台遗址，位于淮阳县城东南4公里处大朱庄一带，东傍蔡河。1979年至1980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古城^[1]。2006年5月，周口市平粮台古城博物馆人员在该遗址东北龙山文化层断崖下拾到一枚龙山时期的刻符黑衣陶纺轮^[2]。2010年，平粮台遗址的发掘者曹桂岑等先生在整理考古发掘报告时，对该遗址作了进一步调查，发现平粮台遗址呈椭圆形，东西长860米，南北宽670米，总面积50多万平方米。遗址范围内发现了仰韶、龙山文化的陶片和灰坑，证明平粮台遗址是一座仰韶、龙山文化的大型遗址，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位于遗址的南部正中。平粮台台地四周边缘被北宋以来的黄河泛滥淤平^[3]。随着平粮台遗址的新发现及对其研究的新进展，使得我们对平粮台古城的认识不断深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距今4300年前，豫东地区以平粮台古城为中心已经迈入古国文明时代。平粮台古城所呈现的古国文明，对于观照中原地区其他古国文明显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平粮台古城已具备文明形成的基本要素
    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是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不同概念。文明的起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直到文明起源的基本要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国家产生时，文明才最终形成，人类由此开始迈入文明时代。然而文明要素的出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这种现象为我们认定文明的形成的标准带来一定难度，以致我们在研究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问题时往往难以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通常，学术界将城市、金属器和文字视为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在《古代中国及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一文中说，初期文明的一般标志是：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建筑、庙宇以及巨型建筑。美国学者克拉克洪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包含三个重要因素，即:城市、文字和大型的礼仪建筑^[4]。1983年春，夏鼐在日本演讲《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他依据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学说，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文明”一词的概念和含义。他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安志敏先生指出：“目前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一系列著作中，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建筑等要素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尽管在世界各地之间，由于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的种种原因，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并不整齐划一，但是文明的诞生，就是国家和阶级社会的出现，象征着社会进化史上的一个突破性的质变，这在学术界几乎是没有任何异议的。”^[5] 在龙山时代中晚期，平粮台古城已经具备了城市、青铜冶炼和文字三个文明要素，说明这里已经迈入文明时代。
    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在《远古文化史》一书中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是城市革命的结果，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开始的标志。平粮台龙山城址平面呈正方形，坐北向南，边长185米，城内面积3.4万平方米，加上城墙及外侧附加部分，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西南城角外侧略呈弧形，内角较直，修建时采用小版筑堆筑法。在南、北城墙的中段发现了南城门和北城门，南北城门之间有道路连通。在南城门内东西两侧设置有相对的用土坯起建的门卫房。在南门门道路土下发现有陶质排水管道。城址内发现龙山文化房基10余座，多为长方形排房，有高台建筑，亦有平地起建，普遍用土坯作建筑材料。城西南角、东北角、东南角各发现一座陶窑。此外，城内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小孩瓮棺葬和灰坑。平粮台古城遗址共分为五期，一期为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二至四期为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存。其始建年代在距今4500年以前，到距今4100年时仍在继续使用。从布局看，该平粮台龙山古城显然经过了一定的规划，遗迹的分布存在一定的规范，已能按照功能的不同分别划分出相应的区域^[6]。门卫房和陶质排水管道的发现，对于判定古城的性质具有重要作用。门卫房作为守护城池的警戒标志，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史前城址中唯一建有守卫设施的城门，开创了后来同类型建筑的先河。南城门路土下0.3米处发现了5米多长的陶质排水管道，它们是用三条陶质水管铺设而成，呈倒“品”字形，这些管道一端有榫口，另一端稍粗，可以节节套合，依地形敷设，北高南低，便于排水。这表明平粮台古城的人们已具有了较为科学的城市“环保”意识，懂得了排污和防范水患在城市中的重要性。“这种城门设施和先进的排水工程设施,可谓反映原始城市规格的一项典型事例。”^[7]俞伟超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这种公共的排水设施，常见于以后的城市遗址，而村落遗址中则从未发现过。从这些局部情况来判断，平粮台遗址似已发展为最初的城市。”^[8]张光直先生也曾指出：“平粮台的城门口有‘门卫房’，有铜渣和排水管道。……看来三代时期城市型聚落在龙山晚期已具雏形。”^[9] 平粮台古城以及中原地区发现的其他10座龙山城址群，说明当时中原地区龙山城址已普遍出现，城乡对立已成社会常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这样评价城市的出现：“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恩格斯还说：“城市本身表明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说文》云：“城以盛民也。”《释名》说：“城，盛也。盛受国都也。”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古代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各种类型的邑大体上保持着50～160平方米／户的指数，每户为4～5口人之家，如此推算，平粮台古城内居民为877～1096人。
    城址内的1号房基（F1）位于城内东南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2.54米，南北宽4.34米，用土坯垒砌，平地起建。4号房基（F4）有高0.72米的夯土台基,在台基上面用土坯砌墙,使房子显得高大,房址东西残宽15米多,南北深5.7米,室内北边有一宽0.92米的走廊,南边则用三道土坯隔墙分为4间。这种规模较大的高台房址与一般平地起建、面积较小的房址应为不同等级的统治者所拥有。这些房子并不是城内的主体建筑，更大的宫殿式建筑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平粮台古城以冶铜业的出现为标志，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已达到相当程度，社会业已进入早期青铜时代。平粮台古城二期灰坑H14内发现了一块铜渣，呈绿铜色，长1.3厘米，断面近方形，每面均为0.8厘米。这说明平粮台古城的先民不仅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并且率先使用了青铜器。冶铜业是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手工业，它标志着手工业已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也意味着社会公共权力的高度集中。它是一项有组织、有计划的专门性行业，包括采矿、选矿、铸造、修整、运输等等一系列工序，需要由专门的组织机构、专业的技术人员在统一的强制力协调下才能完成。
    文字是精神文化传播的载体，是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它在文明形成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主张，文明时代“始于注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肯定了摩尔根的看法，指出处于野蛮时代的人类“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平粮台古城发现的刻符黑衣陶纺轮，已残去一半，直径4.7厘米，孔径0.5厘米，厚1.1厘米。其层位应属平粮台三期，纺轮的质地、形制均与该期以往发现的纺轮相同，同时采集的陶片也都有典型的龙山特征。李学勤先生考证后认为，黑衣陶纺轮上面的刻划符号应为八卦中的“离”卦^[10]。卦形符号具有特定的文化意涵，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纪事文字。
    从平粮台古城发现的城市、冶铜业和文字三个要素来看，豫东地区已出现城乡二元对立，阶级分化加剧，生产力发展水平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社会文化也达到了新层面，毫无疑问这里已迈入文明时代。
    二、以平粮台古城为中心原始古国已经产生
    国家的诞生是进入文明时代的根本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龙山时代是中国史前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代，此时邦国林立的局面已经形成，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最初国家形成的基本特点是战争和祭祀，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种特点在平粮台古城中都有所反映。
    河南省迄今已发现龙山时代城址11座，平粮台古城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座造律台文化古城。平粮台古城至今保存完整，看来并非为了防洪，而主要是战争与冲突催生的结果。平粮台古城的防御功能十分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城墙残高3米多，顶部宽8至10米，底部宽约13米。二是有把守警戒的门卫房。在南门内两侧依城墙有用土坯砌成的门卫房，东西相对，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4米余，东西宽3米余。两房之间的通道宽仅1.7米，便于把守。三是有宽阔的城壕。城壕宽达43-45米，不仅具有防洪、排水和汲取生活用水的作用，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防御。平粮台古城的突出防御功能，折射出当时集团间激烈冲突不断的社会现实。有学者认为，平粮台古城始建于三期早段，旋至三期晚段废弃，而至第四期时再次修补重筑，这种兴建、废弃、修补、重筑的过程，正好表明其存续2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战争、弭兵、会盟、再战的历史真实，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社会经历的巨大动荡和激烈变革^[11] 。平粮台古城乱葬坑内的人骨很可能就是战争的俘虏。
    仰韶晚期和龙山时期，以平粮台为中心的豫东地区成为华夏、东夷、苗蛮文化碰撞和交流的核心区域之一。仰韶晚期、龙山早期，中原地区的华夏文化与来自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广泛交融。仰韶晚期，该文化走向衰落，其原来在豫东的分布区首当其冲地受到日益向西扩张的大汶口文化的进逼，颍河、涡河流域的周口和商丘一带先后调查和试掘的大汶口文化遗存近60处，以至于有学者将分布于沙颍河流域的这种典型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称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12] 。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和彩陶纹饰受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影响较大^[13]。周口水罐台遗址大汶口墓葬中出土一件完整的彩陶罐（周口市关帝庙民俗博物馆藏），就具有明显的仰韶文化特征。周口地区不少遗址除淮阳平粮台外，诸如鹿邑栾台^[14]、郸城段寨^[15]、商水章华台^[16]、周口烟草公司仓库^[17]等遗址都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和遗物，尤其在平粮台、栾台等遗址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地层和堆积。龙山文化时期，中原文化从东夷集团手中夺回了豫东地区，在该地区发展成为造律台类型。龙山中晚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时期，集团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不断加剧，此时豫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交错分布和不断融合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从东迁移而来，与当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犬牙交错，同时并存^[18]。平粮台古城时期，该古城作为造律台文化，在城址使用期间却包含有较多的石家河文化的典型器物喇叭形擂钵（原简报称为澄滤器），表明这里也明显受到苗蛮文化的影响^[19]。由此看出，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文化向西扩张的势头比较强烈，占领了中原文化东部边区。到了造律台文化时期，华夏文化向东、向南挺进明显，海岱文化中心又收缩东移，而石家河文化一度与华夏文化融合。
    平粮台古城也是一个地区的宗教礼仪中心。平粮台古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正方形城址，这种正方形古城很可能是当时的人们产生了“天圆地方”的朴素的世界观的反映^[20]。城内发现的刻符黑衣陶纺轮应是用于占卜的宗教礼器。纺轮为圆形，象征着“天”，当时的人们将离卦符号刻在圆形的纺轮上进行占卜，就是祈望达到天人通融的目的，以此求得神灵的庇佑。在平粮台古城西南拐角处内侧发现一处祭祀坑，埋有一大一小两具完整的牛骨架，与牛骨架同出的陶片以灰陶居多，其次为磨光黑陶，这显然是杀牲祭奠的遗迹。城内发现一些小孩埋葬，有瓮棺葬、土坑葬和灰坑埋葬。其中有些是正常埋葬，有的也可能是祭奠的遗留。
    龙山时代中晚期，以平粮台遗址为中心，集中分布着面积大小不等的小遗址。平粮台龙山中期，其周围分布着商水章华台、良台寺，鹿邑栾香寺,淮阳双冢、试剑冢、朱丘寺、青堌堆,扶沟雁周等8处同时期遗址。到了晚期，其周围分布着商水范台庙，项城毛冢、骨头冢、刘家、高寺寨，沈丘乳香台、青堌堆，太康槐寺、陶母岗，鹿邑太清宫，郸城丁寨、段寨，淮阳双冢、蒋台、范丹寺、五谷台，西华后段庄、陆城、斧柯，扶沟林寨、支亭等21处同期遗址^[21] 。从这些遗址的面积大小来看，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等级。平粮台遗址面积50多万平方米，应为一级遗址。双冢遗址面积5.28万平方米，太康槐寺遗址面积2.2万平方米，是相当于邑的二级遗址。五谷台遗址面积1万多平方米，陶母岗遗址面积1.2万平方米，范丹寺遗址面积3600平方米，蒋台遗址面积约2500平方米，郸城丁寨遗址面积900平方米，段寨遗址面积约3500平方米，这些遗址面积900至1万多平方米不等，是相当于聚的三级遗址。张学海先生提出了判断古国的标准，一是具有范围明确的一定规模的聚落群。古国须有地盘和一定数量的人口；二是聚落群内具有“都、邑、聚”的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古国必须有统治中心,即国都,一般是城。邑是相当于群内的二级聚落址,是古国中的基层社会组织；三是原始城市的存在^[22]。依据此标准，鉴于平粮台为古之“宛丘”，笔者曾提出了以平粮台为中心宛丘古国的概念，宛丘古国的大致中心区域在今淮阳县东部、郸城县西部和太康县东南一带^[23] 。平粮台为宛丘古国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是宛丘古国的都城。
    城池的修筑是体现国家意志的统一的集中权力的物质表现。在以石器为主要工具的时代，要构筑平粮台古城这样一项复杂而繁重的大型原始工程，需要动用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有学者推测，平粮台古城夯土城垣的土方量为32560立方米，要建成这一城垣需要300人工作217天左右^[24]。修筑该城池如此大的工作量，城邑的统治者必然拥有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的强大的公共权力，具有对工程修建的控制力、组织管理能力和技术保障能力，才能确保工程的顺利实施。因此，平粮台古城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已有了集中的统治权力。严文明先生认为平粮台古城“显然不单是一个军事城堡,而可能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权力的中心”,“还可能是贵族和手工业者居所。”^[25]这显示了城乡的对立、阶级的分化、权力的集中、社会矛盾的尖锐和不可调和，是国家和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
    [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曹桂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考》，《华夏文明》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2]张志华等：《河南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发现刻符陶纺轮》，《文物》2007年第3期。
    [3]2010年曹桂岑、杨肇清先生在整理平粮台古城发掘报告时新近考古调查资料。
    [4]转引自陈星灿《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考古》1987年第5期。
    [5]安志敏：《试论文明的起源》，《考古》1987年第5期。
    [6]李丽娜：《中原地区虞夏时期城址的比较研究》，《中原文物》,2009年第4期。
    [7]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
    [8]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发展的阶段性》，《文物》1985年第2期。
    [9]（美）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年第2期。
    [10] 李学勤：《谈淮阳平粮台纺轮“易卦”符号》，《光明日报》2007年4月12日。
    [11]张玉石：《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华夏考古》2001年第1期。
    [12]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
    [13]肖燕、春夏：《皖北、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分期与性质》，《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
    [1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鹿邑栾台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15]郸城县文化馆：《河南郸城段砦出土大汶口文化遗物》，《考古》1981年第2期；曹桂岑：《郸城段寨遗址试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
    [16]商水县文化馆：《河南商水发现一处大汶口文化墓地》，《考古》1981年第1期。
    [17]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周口市大汶口墓葬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18]武津彦：《略论河南境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考古》1981年第3期；韩维龙等：《周口地区的裴李岗、仰韶和大汶口文化》，《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编辑部，1986年。
    [19] 魏兴涛：《中原龙山城址的年代与兴废原因探讨》，《华夏考古》2010年第1期。
    [20]张得水：《祭坛和文明》，《中原文物》1997年第1期。
    [21]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2月。
    [22]张学海：《东土古国探索》，《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23]周建山：《宛丘古国探索》，《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
    [24]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164-167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25]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原载河南省博物馆学会编：《博物馆学论丛》（六），201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