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夏代?这个在今天看来并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曾被不同程度地怀疑过。虽然世代相传的大禹治水的故事脍炙人口，妇孺皆知，虽然《竹书纪年》明确记有夏代的积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但人们并没有把它认定为正史，只是把它当做一个美好的传说，或者说它只是“有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罢了。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盛行的疑古之风，把夏朝的踪影吹得更是飘忽不定。直到甲骨文发现及殷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之后，人们对夏代的认识才出现了转机。既然《史记·殷本纪》被考古材料所证实，成为不可动摇的历史事实，那么，司马迁所著《史记·夏本纪》离信史还有多远?正是这样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在历史、考古学界引发了一场探索夏文化的热潮。可以说，从二三十年代到现在，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值得庆幸的是，这场有关夏文化的争论，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其历史的真面目已日益廓清。尤其是以二里头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目前已被学术界共认是夏文化。千百年来一直困扰中华学术界的一个重大课题，终于在新中国的一代历史、考古学家这里得到了圆满的答案。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西南9公里处二里头村南高地处。北临洛河，南距伊河约5公里。它的北面有东西绵亘的亡B山，南面有高耸拔峙的巍巍嵩山，整个遗址面积约375平方米。自1959年发现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组建了二里头工作队，进行了长期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积累了大批实物资料。遗址的下面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夯土建筑基址，还有制铜、制骨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陶器、青铜器、玉器、象牙器、骨器、石器、蚌器和漆器，分别用做礼器、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工艺品、宗教用品等，它的规格、气势、制作工艺、品种、数量均令人惊叹不已，显示出了王者的气派。
根据出土陶器的不同，二里头遗址被分为早晚不同的四期。除各种遗物外，二里头一期的遗存有文化层、灰坑和墓葬；二期的遗存有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小型房基、铸铜基址和墓葬；三期的遗存有两座大型宫殿基址、一座大墓和其他中、小型墓，还有大型铸铜遗址；四期的遗存有建筑基址和小型房基、灰坑、墓葬等。也正因为二里头遗址在同类文化遗存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所以考古学上便以“二里头文化”来命名这种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郑州商城二里岗文化之间的古代文化。二里头遗址也于198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夯土建筑基址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数属于二里头三期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了。其中，1号宫殿基址位于整个遗址的中部，夯土台基略呈方形，坐北朝南。东西长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在台基的北部正中，有一处长方形殿址，根据檐柱柱洞的排列情况可以确定是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大型殿堂建筑。殿堂前面是平坦开阔的庭院。围绕殿堂和庭院周围还建有廊房。殿堂正南70米处是宫殿大门。台基呈斜坡状，上面排列着9个柱洞，可知它原为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这座宫殿建筑，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其平面安排，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殿堂下面有台基，中部有木柱，上面有四坡屋顶，坐北面南，四周廊庑组成一个整体。这种结构一直被后代所沿用。宫殿的台基与殿堂的基座分别夯筑，先后有序。台基上面的柱子洞排列整齐、间距相等，高低一致，这充分表明兴建这座宫殿的时候，已有较成熟的营造设计。宫殿的墙基里面使用木骨，殿堂的面阔是八间，在檐柱外面小擎檐柱以撑屋顶的出檐，这些都是早期宫殿的建筑方法。总之，这座二里头宫殿基址的发现，为我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增添了一项重要的资料。”
2号宫殿基址是继1号宫殿基址发现以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它位于1号宫殿基址东北50米处，台基上有围墙、大门、殿堂、廊庑和庭院遗迹。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7．5～58米。四边有北墙、东墙、东廊、西墙，南面为复廊和大门，中间围成一个庭院。庭院中央偏北是中心殿堂，它是工匠们在整个夯土基址上再加筑夯土而建成的，殿堂台基东西长32米，南北宽12米多，中间有两道隔墙，将殿堂分为三室。而且，三室的南面都开有一门，中间的隔墙也有门相通。殿堂台基的四边，则各有一排柱础槽，槽内有柱洞，洞下有石柱础。庭院里还有陶质水管铺设或石板砌成的地下排水设施，以便向外排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心殿堂的北部还发现一座长3．5米、宽4．3米，深6米的东西向大墓。它的埋葬年代与中心殿堂的建筑年代同时，而且距中心殿堂台基只有1．5米之遥。大墓再向南延伸，正好通过南大门的正中，与南大门南北对应。这样的布局显然是当时人们有意设计的，由此推测，2号宫殿遗址可能是属宗庙之类的建筑。
截至目前，二里头遗址已发现墓葬二十多座。其中最大的当数2号宫殿中心殿堂北部的这座了。遗憾的是墓内的遗物被盗一空，只剩下少量的朱砂、漆皮、蚌饰片、涂朱龙头和一具装入红漆木匣内的狗骨架。即便是这样，我们仍能看出这座墓与一般的中小型墓有着悬殊的等级差别。在发现的另外几座大型墓中，我们还看到，随葬品相当丰富，有铜爵、铜刀、铜戈、玉璋、玉钺、玉圭、绿松石饰等，包括了礼器、兵器、乐器、装饰品等各个种类。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有不少既没有墓坑，又没有任何随葬品的骨骸。这些骨骸，有的被凌乱地埋在灰土内，或置于灰坑之中。骨架多残缺不全，或身首异处，尸骨相互叠压在一起。
在二里头遗址的东南隅，还发现了一处面积较大、使用时间较长的铸铜作坊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铜渣、坩埚片和陶范碎块和石范等。在清理中还出土有古拙别致而具有原始特征的青铜工具、武器和酒器，有锛、凿、刀、锥、鱼钩、戈、戚、爵、铃等，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它为我国古代灿烂的青铜文化谱写了辉煌的第一章。
二里头文化作为夏文化最终被确认下来，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便是二里头遗址本身。二里头宫殿基址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当时已经出现了国家的组织形式；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和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使《左传》记载的“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像物”以及《越绝书》所载“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说明当时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二里头遗址墓葬的埋葬方式及随葬品的天壤之别，也证明了阶级的分化和奴隶制国家的诞生；二里头遗址出土遗物经碳十四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至前1600年左右，这个年代恰好是在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纪年范围之内。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不仅为夏代飘渺不定的历史扎下了坚实的根基，而且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夏文化的时空框架，剩下的是我们如何去丰富它、完善它，把夏文化的面貌更加全面地勾画出来。
周口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