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伪作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中国青铜时代还没有结束。而青铜器的仿造史则更早。青铜器的产生，本身就是仿制陶器的结果，在青铜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又有不少仿铜陶器出现，那么仿造某一批铜器而制造另一批铜器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仿造是一种学习与继承的文化事业。周承殷制，周初铜器与殷末铜器很难区分，原因就在于面目相似，其中很可能有仿造品。只是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因此很难说谁是仿造品，谁是原器。
春秋时期，齐国攻打鲁国，索要鲁国的谗鼎。鲁国舍不得将真器奉送，就仿制了一件鼎应付。齐人见到仿制品，指出：“这是赝品。”鲁人辩解道：“这是真的。”齐人说；“那好，请乐正子春来，看他怎么说。”鲁国国君把乐正子春召来。乐正子春问道：“为什么不把真器送给齐国?”国君道：“我喜欢谗鼎，不能割爱。”乐正子春也说：“我喜欢诚实，不能对齐国说假话。”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至少在春秋时期已有伪造青铜器的例子了。(《韩非子·说林》)这可称得上伪作史的开端。但在整个青铜时代，青铜器很普及，除非像齐国指名索要谗鼎而鲁国不得不作伪敷衍外，一般来说伪器极少。
到了汉代，相对而言商周已成为古代，商周青铜器已不多见，一旦出土物重见天日，便被视为详瑞的征兆。如《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鼎元年夏五月五日，得鼎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鼎于后土祠旁。有人怀疑此鼎是新垣平为博取武帝欢心而作的伪器，因为后来新垣平因献“人主长寿”假铭玉杯而被夷三族。大概他是一位制作伪器的老手。
唐、五代有专门仿造铜器的官家作坊。宋代赵希鹄所著《洞天清禄集》谈到：“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官花押。甚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见天宝时大风环瓶，此极品也。”
宋代以前虽有伪造、仿造的记载，但一来数量少，规模小，二来没有确凿的伪器传至于今，对后世仿造、伪造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姑且将春秋至五代定为伪造史上的第一阶段，即萌发期。
两宋时代可称之为仿造的兴盛期。其原因是：第一，宋皇佑以后，商周青铜器出土多，如据吕大临《考古图》记载，庚鼎、辛鼎、癸鼎出土于开封，晋姜鼎出于韩城，公诫鼎出于上雒，乙鼎出于邺郡宜甲城。大量真器的出土为仿制、伪造提供了样品。第二，宋代是“郁郁乎文哉”的时代，学术研究空气浓郁。士大夫们通过对出土物的研究，深感《三礼图》所绘图录的错误，洗刷汉唐诸儒关于古代制礼作乐的臆说，于是依照出土铜器仿制，以致当时庙堂充满了仿制的礼器。
礼器之外，乐器的仿制也很多。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记载，宋太祖时王朴曾作编钟，钟体都不圆。后来李照等奉诏修乐，皆以为王朴制器不准。及得到周代铜钟《走钟》，发现它的形状与王朴所制钟一样，才知晓王朴铸钟有一定法规。可见王朴铸钟技巧之高。徽宗时因旧乐器远离古制，新铸大晟编钟。其器形纹饰以春秋晚期宋平公时宋公戍钟为蓝本，仿制十分成功。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廷大规模仿制古铜器，社会上便有伪造以图利者。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详细讲述古铜器伪作方法。《皇佑三馆古器图》、《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啸堂集古录》、《钟鼎款识》都收有伪器，证明宋代确有不少伪作铜器。
宋代仿造伪造铜器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较高。无论从青铜原料的来源和筛选，冶铜和铸造技术，宋代都超过；了商周。但从大晟编钟、宣和尊、绍兴洗等传世仿古铜器观察，因为一味仿古，没有了创新，总给人呆板、缺乏生气的印象。这又恰恰给真器还是仿古器的鉴定提供了线索。
宋代仿古作伪情况：
(1)仿古器物种类繁多，多以商周时代真器作模式，器形、纹饰很逼真，但神韵不足。
(2)仿古器一般仿出范痕，还有垫片。连铸造技术也仿得很精细，在底部有明显的垫片。
(3)宫廷仿器显得厚重，但铜质粗糙发暗，无亮底子，有硬锈也仅一层，显得浮薄。
(4)仿器纹饰的地纹都较模糊。
(5)铭文仿刻相当认真，但无论刻字还是铸字，字口均比商周器铭浅。如“政和”鼎二字不清。
(6)仿镶嵌金银片、松石的器物比春秋战国时的真器水平低。
以两宋为界限，宋(包括两宋)以前以仿造为主。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伪造超过仿造占据主导地位。
元明两代是仿造、伪造史上的中衰期。元人统治中国后，礼仪祭祀一如往昔。官家有专门作坊“出蜡局”，模仿殷周铜器形制，制作祭器。但铸作粗率，远逊于宋人。民间也有伪造铜器者，如明高濂《新铸伪造》记载元时杭州姜娘子、平江王吉两家以铸造铜器而闻名于世。姜氏所铸悉依古铜器式样，因而胜过王氏。只是花纹细小，以方胜、龟纹、回纹居多。总之，元代仿器的特点是：
①仿祭器，置于宗庙；
②笨重，做工粗糙，发黄，无光泽，花纹不清；
③带有本朝年款，铭文始用楷体，软弱无力；
④器形、纹饰带本朝特征。
明代仿造古铜器，以明宣宗宣德年间为最多。除皇室用外，还颁赐各王府两京文武衙门。制作款式全仿《宣和博古图》及《考古图》。据<<宣德鼎彝谱》记载，初次所用物料，仅风磨铜就耗费三万一千六百八十斤。仿古铜器尚未达到宋代水平，但其中的仿古炉，世称宣德炉，式样独创一格。只有明崇祯年间潞王常涝所铸鼎觚诸器比较接近商周铜器。据王士祯《池北偶谈》，他曾将几千件仿古铜器埋入地下。其所铸《潞国鼎》铭云：“大明崇祯捌年潞国制拾玖器。”《潞国觚》铭云：“大明崇祯玖年，潞国制弟肆拾壹器。”可见铸器不少。总之这些仿造铜器本意仅在模仿，没有以假乱真、图谋厚利之意，所以并不难以鉴定。只要具有一般常识即可。总之，明代仿器的特点是：
①较元代仿古面大，种类多；
②仿器无铸痕和垫片；
③宫廷仿器质量尚佳，民间较粗糙；
④纹饰繁缛，添枝加叶，仿西周篮盖上加一周荷叶状边缘；
⑤民间仿器分量过重，有压手感，色泽黄中闪白；
⑥器形、铭文失真。
伪作器则不然。明人伪作铜器不仅方法多，而且数量不会少的。据明高濂《新铸伪造》云：。近日山东、陕西、河南、金陵等处伪造鼎彝壶觚尊瓶之类，式皆法古，分寸不遗，而花纹款识悉从古器上翻砂，亦不甚差，但以古器相形，则迥然别矣。……其伪制法，铸出剔摩光净，或以刀刻纹理缺处。方用井花水调泥矾浸一伏时，取起，烘热，再浸，再烘，三度为止，名作脚色。候干，以硇砂、胆矾、寒水石、硼砂、金丝矾各为末，以青盐水化，净笔蘸刷三两度，候一二日洗去，干又洗之，全在调停颜色，水洗工夫，须三五度方定。次掘一地坑，以炭火烧红令遍，将严醋泼下坑中，放铜器入内，仍以醋糟罨之，加土覆实，窖藏三日，取看，即生各色古斑，用蜡擦之。要色深者，用竹叶烧烟熏之。其点缀颜色，有寒愠二法，均用明乳香令人口嚼清味去尽，方配白蜡熔和。其色青，以石青投入蜡内，绿用四支绿，红用朱砂。愠用蜡多，寒则乳蜡相半，以此调成作点缀。凸起颜色，其堆叠用1卤锈针砂。其水银色，以水银砂锡涂抹鼎彝边角上，以法蜡颜色罩盖，隐露些少，以愚隶家。……或做成入1卤碱地内埋藏一二年者，似有古意。”这是指古铜器色泽的伪造方法。但它毕竟只附着于器的外表，一旦加热煮沸，颜色脱落便露马脚。于是有“改锹”之法，即将破碎的真器进行改造。如将古镜截成方块，再焊接成古器的耳与脚，高氏一书所说《亚虎父鼎》就是这种伪作的产品。由此可见明代作伪方法之多，伪器也一定不少。清内府所藏古器不少是元明时代遗物，其中应有元明两代的伪作。
清代至民国可称得上伪造史上的极盛时期。其原因是清代，特别在乾嘉之际，由于提倡汉学，通过文字、音韵、校勘、目录等工具说解经传，考据之学盛行。学术界开始注意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正如阮元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序中所言：“平湖朱氏右曾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识疑文，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补说文所未及者。”其后如端方、潘祖荫、吴大激等位高望重者，也多方搜罗青铜器，并加以编目、考释。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宋代。研究水乎的提高，在客观上刺激了作伪水平的提高。同时由于青铜器的珍贵，特别是有铭铜器的历史价值，青铜器比之其他东西更适于收藏，人们争相收购之，使作伪之风更加盛行。这时期作伪有几个特点：
(1)作伪已有专门行业：当时有三大伪造中即山东潍县、陕西西安、河南洛阳。潍县作伪者以陈介祺(篮斋)藏器为蓝本，因此翻铸的铜器与原器较接近，加上生锈、上蜡等作伪技术较高，所以未得见睹真器者很容易上当。如孔鼎、陈侯鼎、邹妯鬲、大丰簋，均为潍县产品。西周重器留鼎，铭文380多字，十分珍贵。原器已失，仅有拓片传世。作伪者或铸器或仅铸铭文，贩卖拓片，牟取暴利。西安则主要伪造秦诏版和秦量器。
(2)以伪造铭文、拼凑铭文为多：整器作伪很难逼真，而当时人们普遍偏爱铭文。作伪者便迎合其心理，通过增刻铭文，拼凑、摹刻或干脆伪造铭文来提高铜器的身价。特别是民国以后，摹刻的文字逼近真迹，几可乱真
(3)分铸后焊接，然后将铸痕磨掉，故清代仿器无铸痕，而有焊接痕迹。清器无垫片，而有补痕。
(4)铜质泛黄，常作黑地子后打蜡，冒充熟坑器物迷惑人。
(5)以古器摹本作依据，与原器大致相仿，但笨拙。
(6)添枝加叶，器形花饰显得不伦不类。
(7)兽面纹变形呈蝴蝶状。
作伪可分为三期：
(1)乾隆以前：一般采用整器作伪方式，纹饰仿照《三礼图》，铭文范铸不精。其中也有形制纹饰较精者，但总体伪作水平不高，比较容易识别。这些伪器大多收录在《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乙编四部青铜器著录书中。据容庚《西清金文真伪佚存表》统计，在1176件有铭铜器中，伪器317件，疑伪器173件。伪器中铭文最长者为晋侯盘，550字。字体仿散氏盘，文词仿尚书，大约是乾隆年间伪造的。单看文词尚不失古雅之风采，也算是伪作中的上品。
(2)嘉庆以后至清末：其时士大夫与收藏家喜爱有铭文的铜器，例如刘寄海在陕西任上搜购铜器，辑为《长安获古编》，无铭文者不收录。此风一开，作伪者遂专注于铭文的仿作和伪造。最著名者为遂启谟鼎铭的加刻。此鼎原铭仅九字，作伪者增刻至130余字。道光24年5月，叶志诜获得此鼎，判为周宣王时器，宝贝得不得了，专门约了三十几位名人高士，吟唱记事，并结集出版，名之曰《遂鼎图题咏》。此期伪造文字水平也有进步。如《公伐郐鼎》、《公伐郐钟》，文字颇佳，也曾迷惑不少学者。
(3)民国：此期作伪水平较前已高。前文已说到研究与作伪是一对孪生兄弟，在客观上二者是相互促进。例如民国以前，铜器或为官家所有，或为私家所藏，其器形尤其是铭文款式，伪作者不易看到。民国以来由于印刷工艺的发展，铜器影印本广为传播，人人都能看到。而且学术研究，辨别真伪之说流行。作伪者怕被人看穿，迫使自己提高作伪水平。所以连罗振玉那样的大家也在《贞松堂集古遗文》中收了《郜史硕父鼎》、《仲龚父颅》等伪器，到编《三代吉金文存》时才将其删除。至于像仿造同器之铭的，不见真器很难判断。苏州周梅谷仿制的一件商代虎食人卣，在60年代曾被一些北京的专家误认为是一件新发现的珍贵文物，可见伪作乱真的惊人之处了。
民国时，北京琉璃厂“式古斋”古玩铺以一万元的价格买进一件提梁卣，自以为得意，其实是假货，结果亏了血本，店铺倒闭。即使行家也有上当受骗的。上海人吴启周与美籍华人卢芹斋合办了一家美国最大的古玩铺，名曰“吴卢公司”。吴因年事已高，让外甥叶叔重作掌柜。叶在苏州与古铜匠刘俊卿开，了一家古铜作坊，曾伪造过三四件殷墟铜器，如觥、卣等。1937年前后，吴在上海以5万美元(当时合银12万)，错将这几件器当真器买下。后来叶发现这几件铜器就是作坊造的伪器。吴自觉脸上无光，从此发誓不买古铜。由此可见当时作伪手段之高明。
近代作伪地区及特征：
(1)苏州
晚清至民国，仿古铜名匠有周梅谷、刘俊卿、蒋圣宝等人。整器作伪者，以周梅谷作得最精。特点：
a．多仿殷墟商代器物，精致、逼真；
b．冶铜加入银元或银元宝，地子亮，闪白。皮色用大漆加颜色作出。由于铜质好，花纹也流畅、利落；
c．分铸组装时铸痕不打磨掉，器身常有砂眼；
d．铭文錾刻得较深，且规整；
e．伪器与真器大小不一致；
f．器物口沿、扉棱边缘及棱角发硬，不柔和。
总之，在铜料、锈斑、铭文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铸造技术较潍县精细得多。
(2)潍县
清代老艺匠多，如范寿轩以錾刻花、铭见长；王荩臣、王海父子擅刻细笔道铭文。
a．多按《西清古鉴》图录仿造，因此造型花纹多不符合商周铜器特征。
b．耳、足、身分铸再用焊锡组装，焊接处不是范痕，即使作上假锈，将锈去掉便露出锡来。
c．作锈先用盐酸浸泡，埋入黄土中再盖上湿麻袋，让器表生出锈来，故锈层浮薄。
d．王氏父子伪刻铭文很难辨出真伪，但细审，字体呆板，刀痕及字口茬也有所显露。鼎造型、花纹为周初，字体却是后期的，露马脚。
(3)西安
《长安获古编》作者西安知县刘喜海好有铭铜器，加倍收购，故西安一带古董商在无铭真器上刻伪字以投所好。在真器上刻伪铭之风首先在西安兴盛。
a．仿造度量衡居多；
b．将伪器埋入地下10至20年，这样生成的锈与真锈近似，与酸咬、堆积成的锈不同。
c．刻伪铭巧匠有“风眼张”(张姓艺匠人)、苏亿年、苏兆年兄弟。故宫藏有一件西周初期兽面纹盂，但铭文字体仿春秋时曾伯黍篮铭文，是西安作伪者所为。
(4)北京
“北京造”的特点是华丽、精巧，形制奇奇，锈斑逼真，能与苏州造、潍县造媲美。
北京最早的古铜局“万龙合”的匠师叫“歪嘴干”。他的弟子张泰恩，绰号“古铜张”，既能刻伪字，又能作伪锈、翻砂，生意兴隆，为古董商作了不少伪器。他有七位有成就的弟子。其中张文普根据“榆木擦漆”的道理，研究出用酒精浸泡漆皮，再调合颜色作锈。王德山不仅刻伪字、伪花出名，还发明了漆地磨光和点土喷锈的方法作假锈，很逼真，是伪器中的精品。他作的“黑漆古”，至今地子未变色。(历博四羊尊)张书林采用石膏修复、制作铜器，方法易掌握，但体轻，地子发乌，是无法弥补的缺点。
周口市博物馆